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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方式是思维主体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借助于思维形式认识和把握对象本质的某种手段、途径和思路，并以较为固定的、习惯的形式表现出来。思维方法则是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其构成了思维方式中最实质、最基本的部分。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不同，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就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就不同，从而实践的结果也就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是否正确具有决定性意义。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培养。

    一、提升哲学修养和思维品质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以世界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以发现世界的一般规定和规律、确立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基本任务的一般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来源于日常概念图式所存在的问题，在哲学当中很难去给出答案。哲学是由它的问题而不是它的答案来维系的（摘自罗伊•索伦森《悖论简史》），哲学不是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是探索问题本身，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包括感知世界的方法、获得知识的方法等等。哲学的存在，并不是要说服别人，而是使我们的观念清晰化。

    世界观是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是衡量事物的一个标准，其核心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科学世界观的形成，需要有漫长的时间去逐渐培养并使之不断完善。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观点和看法或者说科学地衡量事物的标准的形成，需要实践、知识、制度环境、科学方法和人文精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科学的世界观的要素构成，至少应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党性修养和政治立场，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的价值取向；二是知识构成及更新程度（特别是更新程度），这是人的能力的基础；三是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直接决定了认识过程是否深入、完整和严谨；四是实践与环境，认识靠实践，但环境可以制约实践和认识。

    方法论其核心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方法是一个工具，是一条路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方法决定目标的成败。爱因斯坦说：“没有方法论，就可以想象的范围而言，无异于陷入了原始的泥沼”。黑格尔说：“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巴甫洛夫 (俄国生理学家、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方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有了良好的方法，即使是没有多大才干的人也能做出许多成就。如果方法不好，即使是有天才的人也将一事无成”，“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蔡元培作为一位有深厚科学涵养的教育家，他曾指出：“中国科学之落后，不但是知识和技术贫乏，尤其是思想和方法之落后”。在探寻中国在有了近于科学的思想而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时，任鸿隽给出的答案是：缺乏科学方法和急于追求应用。他把“缺乏科学方法”视为我国科学落后的第一位原因，值得深思。

    方法是认识问题的基础，但是任何方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一定的缺陷，需要正确地运用和把握。同时，认识事物绝不能只用一种方法，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

    比如证实和证伪的方法。证实和证伪是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两种标准。证实是指一个陈述(命题)当且仅当原则上是可经验地证实的时才是有(科学)意义的，但是证实不仅逻辑上是复杂的,在实践中也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此基础上，卡尔·波普尔提出证伪的方法，它认为在“凡天鹅皆白”这个命题上，尽管观察到再多的白天鹅也不能在逻辑上得出“凡天鹅皆白”的全称判断，因为只要观察到一只非白天鹅，这个命题就被推翻了。就是说，有些问题，我们不能证实，但可以证伪。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因为有些问题，例如飞碟的问题，尽管人类探索了很久，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比如辩证的方法。辩证法产生于古希腊，原意是辩论、争论、讨论，黑格尔将其形成理论，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对辩证法有过一些论述，辩证法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哲学界认为，辩证法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如果不能对辩证法科学地理解和运用，辩证法同样可以走向极端，更可以成为专制者的理论工具。如果辩证法只讲对立统一，对立统一只讲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只讲重点论，那么辩证法就滑向了一点论；如果辩证法过于强调内因而忽视外因，就否定了对立统一，正如古人所讲的“橘生淮南谓之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如果辩证法只由决策人来阐述，辩证法就变成了诡辩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比如实践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前提是必须对“实践”有一个准确的定位，需要正确“认识实践”。一是真理是否是真理，需要实践检验后的结果才能证明，而不是“实践”本身就是真理，戈登•柴尔德（英）在《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讲到：“检验科学法则是否是‘真理’的最好标准，就是它们在实践中是否成功”；二是作为检验真理的实践必须是全面的实践、科学的实践，必须吻合客观规律、经济规律、生产力规律和事物自身规律的实践，片面、局部甚至是错误的实践（实践形式）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真理”结论。我国很多古代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道理。如：瞎子摸象，尽管是自己亲身实践，但由于是片面的实践，结果与真实情形相距甚远；颜回煮饭，说明眼见未必为实；邹忌讽齐王纳谏，说明众人之说（意见）不一定正确；苏东坡乱续王安石的诗，说明经验代替不了真理，一般性经验代替不了特殊性规律。

    综上，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一个系统，应该是辩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数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证实的方法、证伪的方法、主客体关系学的方法、“老三论”和“新三论”的方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方法（简单性曾是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复杂性研究是人类认识史上重大转折）、定量定性综合方法以及可行性论证和不可行性论证的方法等等的集合，需要用系统的科学的方法来指导一切工作。

    此外，我们还要避免“工具理性”的倾向，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就应该把科学理性、技术理性、法治精神、人文精神有效地统一起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可能只靠一种科学、一种方法，如果我们只是单纯依靠一种方法，带给我们的往往可能就是灾难。鲁迅在他的早期论文《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中就已经在提醒人们，物质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会加速人的欲望，如果不加注意，人文精神、人性关怀可能会受到破坏，物欲膨胀带来的人文衰落，是一种“通蔽”，是普遍的，是时代病或文明病。而且，鲁迅意识到这种通病出来以后是难以控制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讲过，“后来才发现，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尝试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题时，却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卢梭曾经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的进步，因为科学技术同样可以造成人类的败坏甚至毁灭人类’。过分强调技术和法律手段，忽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将手段与目的混淆、甚至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是现代理性主义的误区”。我国学者陈文苞也指出，“技术和法律只能作为工具用于提高社会管制效率，而无法内生出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社会发展目标。技术和法律在民主制度下会成为加强民主的力量，在集权制度下将成为巩固集权制的武器。”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单纯依赖科学技术的无差异发展必将给人类带来新的灾难。但是，没有科学技术，怎么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怎么解决东西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怎么解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我们是否必须退回到农耕文明时代才能保障人类的生存？显然不能。单凭“科学技术论”不行，单凭“文化决定论”不行，单凭“制度决定论”也不行，我们必须寻找“科技”、“文化”、“制度”的融合或者相契面或许才是我们时代的正解。

    二、感知认知哲学方法和理念

    结合工作实际，特别在具体工作中，特别需要体会一些哲学方法，学会思考并做出判断。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些方法和理念。

    （一）悖论思想

    悖论是哲学的原子，是思想成熟的起点。悖论指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之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或理论体系，其出现往往是因为人们对某些概念、事物、问题、矛盾的理解认识不够深刻、正确所致。一般来说，悖论有三种主要形式：（1）一种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错了，但实际上却是对的（佯谬）；（2）一种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是对的，但实际上却错了（似是而非的理论）；（3）一系列推理看起来好像无懈可击，可是却导致逻辑上自相矛盾。简言之，悖论就是事物中的矛盾，就是在一个事物中始终存在着看似真与假、对与错的矛盾，而事实发展的结果，对的不一定全对，错也不一定全错，甚至会发生逆转。

   任何事物不可能没有矛盾，稍微留心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处于矛盾和悖论之中。这是一个客观存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对矛盾和悖论的认识和把握。在处理问题和矛盾时，我们需要学会用悖论的方法认识问题，适应悖论。首先，悖论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我们正确地把握它，就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问题和矛盾的本质，不断放弃陈旧的思维框架，选择和产生新的思维方式，“竭尽全力返回起源的过去不是把我们往后拉，而是把我们往前推”，即传统悖论地把我们推向未来；二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是万能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和时间段内起作用，超出这个范围就需要有制度的创新。这里，我们还要明白，过去的很多政策、措施和方法在当时可能都是最不坏的选择，所以，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否定过去，不能非此即彼，只能与时俱进。

    （二）证伪主义

    卡尔·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被经验证伪的，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证伪主义哲学不仅提供了一种判断科学的标准，也提供了一种科学探索的方法——“试错法”（尝试和消除错误法）：科学总是遵循着问题(P1)——假设或猜测 (TT)——证伪 (EE)——新问题（P2）……这样一种动态模式发展，科学理论通过不断清除假设中的错误而前进的，人类的认识才得以不断逼近客观真理。

    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哲学和猜想——反驳的方法论，被美国著名经济学方法论专家马克·布劳格概括为：“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正是因为用证伪的方法来审视完美中的不足、能力中的不能、全面中的局限（缺陷），才能使人们从起步的一开始就能看到并力争想法设法去避免或克服不足、不能和局限（缺陷）。也只有如此，才能让科学更加科学，才能让理论与时俱进，才可能使我们不至于一只脚刚刚踏上山顶，另一只脚又迈向了深渊。

    （三）墨菲定理

    墨菲是美国的一名试飞工程师，他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坏事有可能发生，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我国学者对他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更通俗、更系统的表述：（1）如果有两种选择，其中一种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2）不是有错无错，而是能不能发现错；（3）不是出错后能不能补救，而是能否来得及补救；（4）不是出错的后果大小，而是出错后会不会错上加错。

    “墨菲定理”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在工作中对任何风险隐患都不能有丝毫大意、抱有侥幸心理，或对隐患遮遮掩掩，而要采取一切办法和措施加以消除，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等到出了问题之后，才亡羊补牢，最好的办法是将着力点和重心前移，从源头上下功夫，见微知著，及时发现征兆，防患于未然。

    （四）无责任社会

    现代社会是“无责任社会”。一个典型的案例：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高速路”变成“灾难路”，于是，大家质问：高速公路为什么不关闭？高速公路公司说：关闭需要交通部门的指令；交通部门说：我们接到的只是蓝色预警（只有橙色以上预警才能关闭）；气象部门说：橙色以上预警需要经防汛办批准；防汛办则要层层审批……于是，灾难发生了，但大家都没有“责任”；但大家又都有责任！

    也许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将现代社会称之为“无责任社会”的最真实写照，这就是“多米诺”效应以及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概念。社会已经发展到工业化时代，但是我们在思想观念以及行政体制方面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在分工越来越细的现代社会中，各级的职能和权限是环环相扣的一个链条，不是哪一个部门能单独决定的，不同部门需要在职能上有一个紧密的衔接并形成共同责任。

    （五）治水哲学

    都江堰源远流长，惠泽后代，其奥秘除了巧夺天工的工程布局外，更主要的是遵循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指导思想；“岁必一修”的管理制度；“遇难弯截角、逢正抽心”的治河原则以及“砌鱼嘴立湃缺，深淘滩、低作堰”的引水、防沙、泄洪之管理经验和治堰准则。都江堰的治水哲学思想说明简单化思维和语句表述不可能具备科学性，“问题”需要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阐述。

    党的十八报告明确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十八大报告之所以能够对社会核心价值观进行准确表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分别进行考量，而后对每个层面进行不同的有针对性的阐述，也唯有此才可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述清楚。同样，对于“三农”问题，我们也不能祈望一个政策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农业问题属于经济问题，农村问题属于社会问题，农民问题则是政治问题，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政治领域应遵从自由平等原则，社会领域应遵从差别原则，私人领域应遵从独特性原则，三者相互不可僭越。

    （六）最不坏的才是最好的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我用两个版本来给大家叙述一下）

    版本一：“当我们确定看来对一个行为是合适的谴责或赞美时，常常使用两个不同的标准。首先是一种完全合宜和尽善尽美的观念，这是在那些困难的情况下人的行为不曾、也不可能达到的标准，与它相对照，所有人的行为看来总是应该受谴责和不完善的。其次是一种与尽善尽美有着某种程度的相近的观念，对此，人的大部分行为通常都可以达到。无论什么行为，只要它超出这种程度之上，不管它距尽善尽美有多远，似乎都是值得称赞的，而任何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

    我们也正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评判所有那些致力于想象的艺术品。当一位评论家去审视任何诗歌或绘画大师的一件作品时，他有时可能就是在运用尽善尽美的观念，在他看来，不仅是这件作品，即便是任何其他的人类作品都达不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如果非要用这样的标准去看作品，那他可能满眼都是毛病和不足。但是，他必然使用一个不同的标准，即在这一特殊的艺术领域中通常能够达到的一般的优秀水准；当他再用这一新的尺度去衡量该件作品时，它看起来却应得到高度的评价，因为它比能与之相匹敌的大部分作品更接近于尽善尽美。”（摘自余涌翻译的《道德情操论》，P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版本二：“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决定对某一行为进行责备或称赞的程度时，经常会用两个不同的标准。第一是关于完全合宜和尽善尽美的概念。在那些困难情况下，人类的行为从来不曾、或不可能达到完全合宜和尽善尽美；人们的行为同它们相比，总是显得应该受到责备和不完美的。第二是关于同这种尽善尽美接近的程度或相距多远的概念，这是大部分人的行为通常达到的标准。无论什么行为超过了这个标准，不管它同尽善尽美相距多远，似乎都应该得到称赞；无论什么行为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应该受到责备。

    我们还以同样的方式来判断所有那些致力于想象的艺术品。当一个批评家研究大师们的诗歌和绘画等作品时，有时可以在自己心中运用这一作品和其它作品从未达到过的尽善尽美这一概念作为标准来加以考察；并且，只要他用这个标准来同大师们的作品相比，他就除了缺点和不完美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如果他开始考虑这位大师的作品在其它性质的作品中应占的地位，他就必然会把它同一个非常不同的标准，即这一特殊艺术中通常达到的一般优秀程度相比；而当他运用这个新的尺度来判断它时，因为它同大部分可以与之媲美的作品相比更显得接近尽善尽美，所以常常应该得到最高的奖赏。”（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翻译的《道德情操论》，P27，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一版。）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评价，一开始，你用一个最高的标准去衡量它时，你会发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你换一种标准再来看它时，就会发现，与其相同的作品比较，其他作品还不一定比它更好。于是，你就会对它持一个基本肯定的评价。正如富兰克林在美国制宪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所阐述的观点：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

    （七）多数人暴力

    多数人暴力，又称暴民政治、多数人暴政、群体暴政，是指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这一语句最先由法国人托克维尔提出。现实中，“多数人暴政”的例子比比皆是：公元前399年，检察官阿尼图斯、悲剧诗人美勒托和修辞学者吕孔控诉70岁的苏格拉底不敬城邦认可的神、另立新神和腐蚀青年，雅典500人议事会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在同陪审团的辩论中，苏格拉底口若悬河，陪审员两次全场哗然，然而陪审员的愤怒最终以360票对140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场不公正的审判后，历史留给历史无尽的讽刺：30僭主恨苏格拉底入骨，但不敢杀他，雅典民主派却以绝对公平的陪审团，通过真正民主的程序，杀死了苏格拉底。

    民主的第一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然而，这原则具有与生俱来的不治之症：多数欺压少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断言：“人民易行专横残暴”，而且“多数人永远并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这位《独立宣言》的共同起草人认为，所有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最容易发生混乱。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之父卢梭在奠定“主权在民”民主思想基础的伟大著作《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民可以废除任何他们想废除的东西，没有也不可能有哪部法律可以约束全体人民……任何拒不服从公众意志的人，集体就要迫使他服从。”

    民主不是万应良方，还要看如何民主。列宁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事实正是如此，在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中，能够提出崭新意见，能够迅速认同新知识，能够接受新真理，能够率先冲破旧传统束缚、慨然向新世纪放歌的，永远是“少数”，而且通常会被视为“破坏秩序者”，正如萧伯纳所说：“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时都被视为亵渎。”如果绝对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人类社会，根本不会进步。民主的要义，在于保护少数！保护少数，经常就是保护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摘自冯八飞《苏格拉底为什么审判雅典民主》，南方周末，2012年9月6日）

    针对多数人暴力的根源，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艾希曼是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一名最高管理者，他把屠杀犹太人的责任归罪于希特勒，说自己只是一名执行者……执行者就没有责任？！正是因为艾希曼之流的平庸与肤浅，他们轻易放弃自行思考、判断乃至积极对抗的权利，使得黑暗权力得到坚固，使得对犹太人的屠杀变为现实。“平庸的恶魔足以毁掉整个世界”！

    “平庸的恶”就是没有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对错误的东西也不抵制，认为出了错，反正也不是自己的责任，最终使自己庸人般地、自觉地成为犯恶者的同道中人。平庸之恶导致人们不思想，轻易地放弃了自我判断的权利，在一种社会风潮之中，都放弃了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平庸之恶”所造成的灾难，甚至比作恶的本身造成的危害大得多，它为虎作伥，使得“暴政”得以实现，平庸的恶是“多数人暴政”的源泉。当前，我们特别需要增强抵制这两种现象的意识。

    三、克服我国传统文化的弊端

    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之为是“喜鹊文化”，即喜欢“歌功颂德”，喜欢讲“莺歌燕舞”，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所造就的文化价值观，在很长的时期里，形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习惯，甚至成为了做官的原则，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不能认识问题，不愿讲问题，不愿听意见，不敢讲真话，更不许讲灾难，因而人们很少忧患意识，也就少有危机感和责任感，更少了创新的意识。

    雅斯贝尔斯等哲学家讲：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只有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话：“大家明白，无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意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因此，我们要学会正视问题，思考问题并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后有两篇内容极其相似的文章，谈的都是有关国人的思维模式问题。其中一篇文章把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归纳为六种类型（或性质），即封闭型（性）、求同型（性）、单向型（性）、直观型（性）、超稳定型（性）和亚节奏型（性），并进行了深刻剖析。另一篇文章则把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分为了三类，而且进行了更尖刻的批判：一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实证型思维——未来都是伪，现实才是真。他人都是伪，自己才是真。一种典型的自己自足的小生产者的真伪观；二是以邻为壑的封闭型思维——热衷于单干，反对联合。“文人相轻”，政客贵于学者；三是不求先达的钝守型思维——锐攻不如钝守，冒险不如稳妥。“冷眼看世界，事后求功过”。这两篇文章系统归纳的几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最集中后果，就是揭示了一个就事论事、以点代面、以偏盖全、非此即彼的典型二元化的思维方法，它使得一些（甚至很多）同志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经常把一个问题的多个侧面割裂并对立起来，得出的结论往往不是真就是伪，不是左就是右，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正确就是谬误，在改变或纠正一个认识或问题时，则一定要矫枉过正，脏水和孩子必须一起扔掉，或者说，在弘扬一种正义的同时，往往要牺牲其它的、甚至更多的正义……这种思维方式和方法带给我们的灾难大家可能都有切齿的感觉，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指导实践，无不是“瞎子摸象”、“管中窥豹”，不能也不可能把握事物的真实面貌。用这种思维方法去解决问题，只能“按下葫芦起来瓢”，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给自己设下了新的陷阱。为此，我们需要转变陈旧狭隘的思维模式：

    （一）要改变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一种不好的思维方法，就是“非此即彼”——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真就是伪，要想做成事就要矫枉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这种思维方式，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多的灾难。由于长期以来小农经济所造就的就事论事、非此即彼和矫枉过正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因而使得我们在看问题时往往只注意了事物的表层形式，而忽视了事物的本质和最终结果；只注意到“错误”会给我们带来灾难，而不知道“正确”有时也会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只把握了对立和排斥的“原则”，而抛弃了可以学习和值得借鉴的“灵活”；只遵循了经典理论部分篇章的部分字句，而缺乏对经典理论全部内容和精髓的深刻理解；只把自己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经验当作衡量事物的惟一尺度，而无视他人经验也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另外，我们在解决问题和矛盾时，还不习惯用宽容、协商、契约、相互妥协或者说用中间道路的方法，要么惟书惟上，逆来顺受，要么彻底否定，甚至用急风暴雨式的方法矫枉过正,即以牺牲一种正义来换取另一种正义……这些现象和问题表明，尽管我们已经开始步入工业化社会，但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价值观）还基本停留于计划经济或者说与工业化社会还不完全相适应。我们还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恰恰是中间值和第三值，才导致了混沌学和模糊数学的诞生。

    （二）要克服十全十美的目标追求。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而只有缺陷相对较少。我们需要的是比较和选择，应该树立最不坏的就是最好的理念和衡量事物的标准。

    （三）要承认外因和客观、客体的作用。中国有句古训讲到，“橘生淮南谓之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句话讲的太深刻了。鸡蛋可以变成鸡，但如果温度高了或者低了，鸡蛋是否还能变成鸡？我们必须把内因、外因，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统一起来，但决不能用外因、客观、客体作为自己失误的借口。

    （四）不能只进行可行性研究，还要进行不可行性论证，两者必须统一起来。如果只进行可行性研究，那么就是“莺歌燕舞”，如果只进行不可行性论证，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五）要允许失败。失败给人经验，失败给人意志，能经得起失败的人，才有顽强的生命力。

    （六）要树立协作意识。这需要解决机制、意识和方法问题。多米诺骨牌游戏为什么产生在西方国家？多米诺骨牌游戏讲的是什么道理？只要稍微往深处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多米诺骨牌游戏讲的是两个道理，一是“牵一发而动全局”，一张牌的倒伏，就可以引起连锁反应，使所有的牌依次倒伏；二是如果其中一张牌没有摆好，中间没有衔接好，那么，预先设计好的图案就不可能展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化”和“社会化”环境的必然，是一个协作和联动的概念。在小农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是断然不可能产生这种游戏或思维方法的。

    美国《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一书中讲到：部门合设，矛盾内部化；部门分设，矛盾外部化。无论机构如何调整，矛盾不可灭失，而只是位移。解决的办法，一是建立协调机制，二是构建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现代社会，部门之间亟需构建协调机制、培养合作意识和掌握科学方法。“机制”就是要建立不同部门、不同专业之间的合作协调机制，不能都当“老大”；“意识”就是要建立同行认可的价值体系，能看到别人优点的是眼睛，能包容别人的是胸怀；“方法”就是“不能你死我活、你错我对，而要相互妥协”，把缺陷降至相对较小。

    （七）要解决现行的干部评价体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消除不了“察言观色”、“急功近利”、“溜须拍马”、“谎言连篇”、“只对上负责而根本不顾及下面”、“敢用公家的钱拉关系、为自己创建‘政绩’”的价值观。

    （八）要注意责任主体的确定。事物都有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工业化、社会化、信息化的当今时代，责任主体不可能只有一个，只能是针对不同时段、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责任主体（有时则是共同责任），这是哲学的灵魂，既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九）要正确分析和认识不同的呼声和意见。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拉格纳·弗里希在获奖时的演讲中说到：只要经济理论仍然在纯定性基础上工作，而不设法测量不同因素的数字的特殊性，实际上能导致和辩护任何“结论”。例如，在一次衰退中有人可能说：需要削减工资，因为那将增加企业的利润并因而刺激活动。另有人可能说：需要增加工资，因为那将刺激消费者的需求并因而刺激活动。有人则可能说：需要降低利息率，因为这将刺激人们开办新企业。另有人则可能说：需要提高利息率，因为那将增加银行中的存款并因而使银行增强贷款能力。

    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呼声。我们必须学会分析，既要倾听，也要注意信息“污染”，不能人云亦云，特别做领导的，就像毛主席说的，不能受部下无真知灼见的鼓动。

    （十）要正确认识“量化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利弊。

    “定性”与“量化”都是分析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但它们的角度和层面是有区别的，如果单独强调那一方面，或混淆了它们的层面，都不可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正负效应并存的，当“量化管理”理论涌现在我国时，一时间便成了许多“热衷”于管理科学、但又不很明白的一些人的口头禅，逢事必讲，津津乐道。却不知道美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重新审视它的价值了。他们通过实践检验，发现单纯讲量化管理，只能导致人们去追求细微末节而忽视从宏观整体去思考问题；养成了人们循规蹈矩的习惯而丧失了人最可宝贵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成功之路：美国最佳管理企业的经验》1982年出版，中国1985年翻译发行）萨缪尔森将定性、定量微积分引入经济学，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后来几乎所有获得该奖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仅靠数学模型无法解释社会经济问题。

    在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上，误区也是不少。比如在企业管理上，把规模等同于效益，认为只有规模大，位势才能高，效益才能好（注意，这里真正关注的其实是位势）。为了扩大企业规模，肆意扩充机耕，盲目开发项目，想法设法（甚至非法）筹资，增加资产投入，结果造成机耕失控，负债累累，企业倒闭，负责人落马；在技术创新的市场定位上，只认为搞出高新技术、高科技产品才是技术创新，因而放弃了对一些市场销售较好的老产品的改造和投入，到后来，不仅浪费了财力和精力，也失去了原来声誉比较好的老产品市场；在技术创新上，只认为是产品创新，而忽视了对产品的工艺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

    四、加强社会科学和人格修养

    （一）加强社会科学修养

    学习时报第422期转载了倪正茂先生一篇篇幅虽小但分量很重的文章叫做《不可忽视社会“科学”》，文中讲到：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道路，基本上，重大“失误”都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撇开政治因素不谈，批判马寅初人口论是社会学理论的错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导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悲惨局面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这是经济学理论的错误；10年“文革”，使我国陷入全面内战，经济几近崩溃，这是政治学理论的错误……而所有导致经济腾飞、国富民强的重大战略决策，如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等，则又都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成功标志。

    其实，我们不仅不注重社会科学，对技术科学也是极不重视的。中国缺失科学，缺失的是“所有”的科学。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前夕，关注的是两方面的情报，一是作战情报，二是气象情报。就拿2008年南方遭遇雨雪冰冻袭击所出现的窘境来说吧，我们在关注厄尔尼诺现象现象的时候，谁又关心过“拉尼娜现象”了？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J·E·斯威策的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摘自《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

    （二）加强人格修养

    1997年，吴稼祥先生在《经济增长：从体制障碍转向人格障碍》一文中写到：有人形容1997年是“优秀人物”落马年……如习酒集团老总自杀，金华百货老总被捕，郑州亚细亚总裁下台，南德集团牟其中受困，还有如红塔集团诸时健的没落，巨人集团史玉柱的挣扎，等等，这些在新旧体制交替中成长起来的著名企业家出了什么问题？

    吴稼祥先生开出的诊断书的结论是这样的：（他们在进行）旧体制的再生产——许多著名企业家坠马落鞍，固然与他们的生存环境不佳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自身有病：霸王症——集霸气和匪气于一身（才可能干大事）；运动症——喜欢搞路线斗争、热衷于清洗、大放卫星和搞群众运动；妄想症——不顾需要和可能，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把理想变成梦呓；欺诳症——不讲信用，搞短期行为……接着他分析了这些病症深入骨髓的病因：（1）官本位体制积淀成官本位思想。官位，成了旧体制下小职员的旧情人，虽然和市场结了婚，还是一有机会，就要重念旧情。（2）领袖崇拜积淀成领袖瘾。确实有一些公司老总像吸毒一样，要求他的下属不断让他满足领袖瘾。（3）左倾空想积淀成经营上的妄想症。旧体制产生某种空想，同时又一再复制强化空想（不是有人想炸掉喜马拉雅山吗？）。（4）斗争哲学积淀成嗜赌症。小官要想“坐直升飞机”，就要下赌注、找靠山，背后做小动作。

    通过吴稼祥先生的诊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病因，完全是文化价值观在作怪，因为这些人一方面在反对旧体制，但另一方面又在迷恋旧体制的风光：他们希望自己能被人崇拜、希望享受权力的快感和人上人的眩晕。在这种文化环境里，如果这些人掌握了大权，其结果，就很可能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将会比“老爷”还凶恶十倍。

    何清涟女士在一篇文章中对另一类人做了几近相似的剖析。她对目前的腐败除做了一些制度缺陷方面的分析外，着重谈了对古已有之的“贪渎文化”所起的作用。她说道，因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确实在用自己的文化规范来区分“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有时候标准竟如此荒谬（没有黑白，没有是非）：比如某位女歌星十多年来一直采用交结权贵的方式，用各种大家明知违法的方法谋取了许多私利，而她的家人包括她的丈夫，没有人对其赚钱的方式表示不满。他们表示不满的内容竟然是她都挣了那么多钱，而居然没有给兄弟姐妹以足够的数额，以至于同胞之间生活差距很大。后来该歌星所靠的大树倒了，一些新闻媒体将其丑闻曝光后，大家也只是认为她倒了霉，没有人认为她所做的事值得谴责。在同一篇文章里，何女士还举了另外一个事例，她说在多年前，她的一位邻居的哥哥升了副市长，平时冷冷清清的家顿时热闹起来，连他单位的领导那段时间都频繁登门拜访。这位邻居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变化”不得而知，但从他开始在邻居中大声发布当地“中南海秘闻”时的那份自得与骄傲，以及听众们那种近乎虔诚的恭敬态度上，何女士深切地感受到权势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份量——在崇拜权势这一点上，我们与二十世纪前半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

    在社会转型、新旧体制更替、各种文化相互激荡、新旧矛盾纠缠凸现、社会竞争激烈的环境里，我们必须看到提升人格修养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