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保协会

学习思考

谈读书与学习

2013-05-03 16:19:00  来源:渔保协会  阅读:
王朝华
    现在,很多人都在写,但是很少人用心在读,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对于一个人而言,阅读是一种关于成长与完善的宗教,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对于一个民族而言,阅读则是关于人类文明与尊严的仪式,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纵观全世界,凡是崇尚读书学习的民族,大多是生命力顽强的民族。据统计,世界上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人,平均每人每年读书64本,其次是俄罗斯,每人每年55本书,再次是日本,每人每年40本,而我国“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阅读图书数量只有4.35本。近100年来,犹太人中产生了很多世界级著名的大家,诺贝尔奖颁发100多年来60%以上的是犹太人,这都与他们的读书习惯息息相关。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创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09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现代领导活动与读书学习的密切关系,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这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农业部也先后多次印发文件就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进行部署要求。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读书学习的能力日益成为制约组织和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中尖锐地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
 
    总之,读书学习是一个不断向未知领域挺进的过程,是打破神秘的过程,是征服愚昧的过程,也是寻找支点的过程。对于读书学习的目的,可以分为四个层面:获取知识、掌握方法、追求真理和提升精神。
 
    一、获取知识
 
    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特别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总量也呈几何级数增长,近50年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读书学习的首要目的就是获取更多的知识。然而,据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虽与前些年相比有所提高,但仍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换句话说,也就是近97%的中国公民不具基本科学素养。在与2001年的欧盟15国、美、日等国比较时发现,中国人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排名倒数第一,令人心忧!
 
    读书学习应当注意系统的学习,加强多部类科学的学习,提高学习的层次和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市场经济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往往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学习时报》第422期转载了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叫做《不可忽视社会“科学”》,文中讲到: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道路,基本上重大“失误”都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撇开政治因素不谈,批判马寅初人口论是社会学理论的错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导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悲惨局面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这是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十年“文革”,使我国陷入全面内战,经济几近崩溃,这是政治学理论的错误……而所有导致经济腾飞、国富民强的重大战略决策,如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等,则又都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成功标志。这篇文章蕴涵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每当我们的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除了政治和制度因素以外,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系统持久的学习,缺少科学理论的支撑、特别是缺少综合运用多部类科学对工作的指导所致。
 
    真正的、伟大的学者,他们往往具有一种最为可贵的精神,就是不为学科所局限,而是视野多维,领域宽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伯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家。路德(指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棚,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写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词或曲……
 
    系统的学习不仅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曾专门论述过“科学的融合”,他说到,尽管科学在不断的分化,而且越分越细,但是科学必须融合,只有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融合起来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哈耶克也说过,后来才发现,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尝试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题时,却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广泛深刻的变革,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领导干部,唯有加强学习,才有可能具有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提高理论素养,更好地执政为民。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尽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有学习的愿望,但是出发点不正确,学习的内容往往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就事论事、断章取义、简单化思维等问题,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够,缺少多部类学科的相互联系、融会贯通。比如,我们的干部,关注政治问题,却很少学习政治学;关注社会问题,却很少学习社会学;关注法治建设,却很少领会法的精神;关注宗教问题,却很少研究宗教与政体的关系;关注技术进步,却很少与人文学相联系;关注文化的进步,却缺少对“爱”和美学的领悟……尤其是缺少对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人文学、技术科学等学科的系统学习和运用。
 
    在英国学者纽曼的眼里,知识有两重性或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为换取世俗功利的手段的“实用知识”,另一种是赖以发生或构成的哲理要素及其心智本原的“自由知识”。“自由知识”使读书学习者从内心领悟到某种“足恃于内,无求于外”的灵魂的充实与高贵,即使未带来实利,读书学习者也能因其富有知识而陶醉。
 
    新形势下,胡锦涛同志对领导干部读书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干部必须根据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的要求,加强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培训,开展文学、艺术、历史等人文知识的学习,着力提高广大干部的科学素养和文化素养。” 习近平同志也深刻指出,领导工作综合性、系统性强,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积累。领导干部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现代领导活动与读书学习的密切关系,深刻认识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养成读书学习的习惯,真正使读书学习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融汇在我们的从政行为中,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美国原总统尼克松有句名言:所有我认识的伟大领导者几乎都是伟大的读书者。我们要“与名著做伴,让伟人引领”,多读一些经典的书籍:比如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美国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美国生物学家、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责任与判断》、《过去与未来之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自由市场的堕落》,我国著名学者资中筠主编的《冷眼向洋》,周国平的《人文讲演录》,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陈嘉映的《哲学·科学·常识》等书。
 
    被誉为“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著名学者彼得·圣吉博士在其《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自我超越、改变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系统思考”等五项管理新技术。2010年10月,他应邀到中央党校演讲,演讲中他指出:学习型组织不是在学习中给人一系列标准答案,而是让人探讨问题,得出自己的答案。从长远来看,一个组织,唯一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就是具有比对手更好更快的学习能力。学习型组织的关键是团队学习。学习型政党就是要带领政党和国家不断地进行反思,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地改善心智模式,建立科学的优先选项机制,有效合理地利用资源。当今社会,学习的大背景、大环境是信息化、全球化和市场化,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学习目的、内容、方式和对象等都要进行升级转型。
 
    在阅读学习中,我们还需要关注语义学、语境学、符号学等学科,因为,很多经典名著中的语言不是来自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而是拉丁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只有把握重要词语的语境义(包括确切义、隐含义、引申义;词语、特定义、临时义等)和指代义(指代的内容、对象或范围)以及修辞义,才能准确理解文意概念。
 
    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方法还在于讨论、交流,甚至争论、辩论。尽管人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正规教育和读书学习,但除此之外,还来自于非正式的渠道,即他人的教导、分享、指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一个真正善于学习的人是那些善于寻找机会,向任何值得学习的人学习的有心人。古语云:“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意思是,水本身没有光华,互相震荡就形成了涟漪,石头本来没有火花,相互击打就发出了光芒。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专著《礼记·学记》中讲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意思是独自学习,无人切磋,则孤陋寡,这些都说明了读书学习相互交流的重要性。
 
    二、掌握方法
 
    “方法”一词,源自希腊语,由“沿着”和“道路”两个词组成,意指沿着道路运行,或接近某物的途径,在希腊神话中象征着取胜之道。方法是一个工具,是一条路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方法决定学习目标的成败。黑格尔说过: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俄国生理学家、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巴甫洛夫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方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有了良好的方法,即使是没有多大才干的人也能做出许多成就。如果方法不好,即使是有天才的人也将一事无成。蔡元培作为我国一位有深厚科学涵养的教育家,他曾指出:中国科学之落后,不但是知识和技术贫乏,尤其是思想和方法之落后。
 
    读书学习,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方法,按照作用范围的大小和普适性程度的高低,可以依次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个别方法,是指各门学科中的具体方法,如物理学中的光谱分析法、化学中的酸碱滴定法、电解法等;二是特殊方法,是指在具体的个别方法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普适性程度较高的方法,如自然科学中的观察法、实验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反馈方法等;三是一般方法,是指在个别方法和特殊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来的具有高度普适性的根本方法,如实事求是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等。通过读书与学习,我们不但要掌握从事具体行业所需的个别方法和特殊方法,更重要的是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工作实践。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科学的方法是一个系统,应该是辩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数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证实的方法、证伪的方法、主客体关系学的方法、“老三论”和“新三论”的方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方法(简单性曾是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复杂性研究是人类认识史上重大转折)、定量定性综合方法以及可行性论证和不可行性论证的方法等等的集合。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过两段非常精彩的话: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用毛泽东同志的两段话来看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有着特别的指导意义。
 
    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任何方法都有缺陷。比如证伪的方法。卡尔·波普尔创造了证伪主义哲学,推动了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但是,对于有些问题,例如飞碟的问题,尽管人类探索了很久,但直到今天,我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再比如实践的方法。我们经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我们必须对“实践”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一是真理是否是真理,需要实践检验后的结果才能证明,而不是“实践”本身就是真理,戈登·柴尔德(英)在《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讲到:“检验科学法则是否是‘真理’的最好标准,就是它们在实践中是否成功”;二是作为检验真理的实践必须是全面的实践、科学的实践,吻合客观规律、经济规律、生产力规律和事物自身规律的实践,片面、局部甚至是错误的实践(实践形式)往往会得出“真理”的内容是错误的结论。我国有很多古代故事,充分说明这一道理。“瞎子摸象”的例子说明,尽管是实践,但也只能得出片面而非全面的认识;“颜回做饭”的例子说明,即使亲眼所见,也未必为实;“邹忌讽齐王纳谏”的例子说明,众多人的意见并不一定正确;“苏东坡乱续王安石的诗”的例子说明,经验代替不了真理,一般性经验代替不了特殊性规律。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可能只靠一种科学、一种方法,如果单纯地依靠法律和技术理性同样可以给我们带来灾难。青年学者陈文苞先生指出,“技术和法律只能作为工具用于提高社会管制效率,而无法内生出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社会发展目标。技术和法律在民主制度下会成为加强民主的力量,在集权制度下将成为巩固集权制的武器。正如卢梭所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的进步,因为科学技术同样可以造成人类的败坏甚至毁灭人类’。过分强调技术和法律手段,忽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将手段与目的混淆、甚至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是现代理性主义的误区。”
 
    三、追求真理
 
    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传播真理,进而摆脱愚昧、无知的历史。亚里士多德说过: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然而人类寻求真理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4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数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罗马教会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布鲁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临死前,仍然坚定宣称“火,并不能把我征服,追求真理是上帝赋予我的权利!”时光闪过400余年,真理的光芒并没有因为宣扬者的逝去而被掩盖,相反,时间证明了真理强大的生命力。
 
    人的认识总是受制于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科学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作为科学主体的人,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出来,科学哲学开始把科学的职能从提出假说检验转移到科学的发现和创造上来。这是当代科学进步过程中所凝结的崭新理念和伟大精神,它标志着自19世纪以来一直盛行的科学主义开始向人文主义回归,重视科学的人文价值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潮流。
 
    在这一潮流的引导下,历史学派后期的科学哲学家们,进一步把探索科学生长的目光扩展到狭义的科学之外,开始冲击传统科学主义不准涉及形而上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的禁区,进而把研究的重点推广到科学同社会、科学与人的心理结构的关系层面,更进一步突出了科学的人性之美,使科学步入了寻常人们的生活,成了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其实,科学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严密论证的求真务实精神(实证主义),一种严格检验的理性批判精神(批判理性主义),一种富有人文情怀的创造创新精神(历史社会学派)。这种理念和精神一起凝练成现代科学的壮丽品格,成为人类文明大道上的熊熊火炬,不仅照亮了人类探索自然界的漫漫长路,而且照亮了人类探索自身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把科学精神尊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过去,中国的学者们喜欢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剑与火开拓的一段恶的历史,这种说法其实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包含着对历史的误解。如果留意一下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新教伦理之教义的话,那便可以发现,对公平原则、契约精神、进取意志和角色规范的强调和倡导是与资本主义共生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可以得到答案,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洛克的《政府论》等社会学、政治学名著,如果我们认真通读了马恩全集,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对这些书的反应和评价,也才可以看清马克思主义理论除了是因为该理论创始人的天才外,确实是汲取并发展了人类最先进的文化和智慧结晶。
 
    真理与谬误总是相伴随的。一时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也许就是真理,就像牛顿时期认为波动说是谬误,而麦克斯韦时期认为波动说是真理一样。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常常要历经艰难曲折的道路。由于他们各自的学术涵养、学术背景、学术态度、学术方法等存在差异,因此,即使是研究同样一个课题,常常会存在分歧,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正是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其实,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观点,都包涵着真理的成分。黑格尔就认为: 错误本身乃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然的环节。可见,追求真理的过程,也就是怀疑、质疑、批评的过程,是澄清事实,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逐步向真理逼近的过程。
 
    在人类的科学研究中,真理的问题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对待真理的态度上我们要树立起科学的真理观,正确地认识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统一的关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真理也是不断发展的。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0年前,邓小平同志在评价真理标准讨论时的这段话,至今仍振聋发聩。
 
    四、提升精神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部机关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各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当作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大力弘扬勤学之风、探索善学之策,努力在抓学习、强本领上取得新进展。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调研指导协会工作时指出:我们要有追求,这个追求不仅仅是要有一个好的工作条件和好的工资待遇,我们整个人生发展应该多一个支点,这就是我们品味的追求,素质的追求,我们业余爱好的追求,我们知识结构的完善和文化品位的提升。农业部领导所说的学习已不再仅指学习本身或一种学习态度,而是把学习提高到一种人生境界的高度,一种文化内在的要求。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和培养对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学习。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说过:这个时代,人文精神固然缺乏,科学理性同样也缺乏,把所有东西都量化,并非科学精神,而是科学主义。这是一个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双重缺失的时代。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体现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中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尊重科学技术的价值,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强调依靠科学技术来推动社会发展,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强调掌握科学方法,掌握客观规律,追求科学真理,强调理性的作用。
 
    科学精神在现代化达成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恰恰缺失了科学精神,大大迟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2001年5月,我国知名律师崔光胜在《科技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精神:缺失与重建》的文章,他指出:我国的迷信、伪科学活动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甚至出现了对社会危害极大的“法轮功”现象。一面是富足的物质生活,一面却是颓丧的精神世界。这一矛盾现象的产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长期片面地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科学精神的传播;重视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的提高,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
 
    科学精神是人类理性与创新的源泉,而人文精神则是人类社会和谐与进步的基础。人文精神是指蕴涵于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文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规范。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以人为指向和尺度,处处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原则。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强调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性,强调依靠人和人文文化来推动社会进步,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追求人生真谛、重视情感的作用。
 
    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益、人类关怀、人的责任,(包括人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以及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人文精神一直将人作为指向和尺度,把人本身存在的价值意义作为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与目的。人文精神的本质在于对于精神境界的真善美和德慧双修的追求,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人文精神的高下,反映并制约着国民文化素质的优劣。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哲学家、作家周国平对人文精神有过系列精彩的论述。他讲到:具体来说,人文精神就是一个人活着,他要活得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在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这样最根本的问题上,他能够自己做主,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认为他就是有人文精神的。一个社会如果为这样地追求提供合适的环境,这个社会就是有人文精神的。
 
    在《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一书中,周国平还对我国几千年来的人文状况进行了反思,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不善于反思的国家,几千年的文明让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天下老大,但甲午战争把中国人打醒了,但是,我们只知道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不知道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这是我们与西方国家最大的差距。以《致加西亚的信》为例,《致加西亚的信》是有史以来全球最畅销的图书之一,相信很多人也读过这本书,但是大家读过后基本上谈的都是如何做好“送信人”。从这本书里,我感到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每一名执行者如何做到敬业、忠诚、勤奋,当好“送信人”;二是每一名组织者如何做到知人善用并能建立起人才的储备,同时当好连接上下、承前启后的“中间人”;三是每一个单位(包括军队、民族、国家)如何营造推崇这种精神的人文价值环境,最后一点更为重要。因为这本书的发行,既没有总统的号召,也没有名人的推荐,更没有政府的组织,它之所以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畅销的图书之一,说到底,它反映了书中体现的人文精神是所有争取进步的社会和人的共同价值追求和取向。
 
    为此,我们要多阅读一些充满人文精神的书籍,在学习中去感悟人的精神追求。比如小说,像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九三年》、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广西师范大学编的《大学人文教程》、苏珊·邓恩的《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古斯塔夫·勒庞的《革命心理学》等书,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什么是人民的意志,什么是多数人暴力以及“极左”会给革命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斯托夫人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本书就引发了一场战争,并推翻了黑奴制。
 
    中国社会现代化精神,表面上看是在反传统的基础上铸就的,但是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一些现代作家和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言文学没有好感,他们眼中的《三国演义》是一部极端推崇和热衷于权术的小说,认为人的权术可以解决天和地间的一切问题,对“公义”、“正义”、“历史必然”没有什么信念。在《三国演义》的世界里,只有对人的智慧的信仰、对策略、计谋、阴谋的信仰、人与人之间的“义气”而没有对终极的道德、真理的信仰;《水浒传》对暴力的热衷更是明显,武松杀嫂、李逵活吃人肉等等的描写,一个“义”字掩盖了多少冤魂的屈死,掩盖了多少“所谓英雄的嗜血本性”?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比如“爱”、“同情”等等,所以没有对“暴力”的批判能力。
 
    20世纪中国思想界走得最高远的人是鲁迅,但是,鲁迅并没有走出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虚无”,他的怀疑、绝望、厌恨、“痛打落水狗”等等思想就是例证,而从整体上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现代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种教人以面全人类的爱、悲悯、同情的超越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有的是那种主张阶级斗争的作家,歌颂暴力革命的作家,赞美战争的学者,却没有一个像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传达给读者的那种男女主人公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博爱等精神的重生,那种能够超越一国文化的有限视野,用世界的超越的精神来关照地球和人类的思想者。
 
    和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相比,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人文精神及其教育的发展是滞后的,缺乏整体性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在外观上正急速现代化,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同步地建构自己的现代人文精神体系,中国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文家园。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导致人的单维化,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还喜欢很多似乎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比如美学,存在主义哲学,萨特,海德格尔,但是90年代之后,金钱、利益、效率等等成了社会崇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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