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保协会

【编者按】吴稼祥先生的《体制障碍，还是人格障碍？》一文最初于1997年发表于《中国改革报》，文章思想深邃，见解独特，曾被众多媒体转载。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我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曾经璀璨星空，执掌企业取得无数的成绩和荣誉，然而他们的辉煌又如昙花一现，转眼间纷纷落马坠鞍，带给人们无限的感叹和惋惜。如“商业奇才”牟其中在南德集团巅峰时曾“大放卫星”，最后受困其中；“明星企业家”陈星国曾把习酒集团推向了荣耀的高峰，最后却饮弹身亡…… 根源在哪里？作者以其深深的社会关切，通过深刻的剖析解读，在文中给出了令人深省的答案。

坐在飞机上，在一万米高空，精神和情绪得到提升，手机关闭，电话的铃声也遥不可及，心灵开始澄明；机舱里空气清爽，座椅宜体，适合阅读和思想。我顺手从前排座椅的靠背兜里抽出一张报纸，是《中国民航报》的“经贸导刊”。头版通栏标题是《企业家：落马坠鞍为哪般？》

文章导语写得颇为醒目：“有人形容1997年是‘优秀人物’落马年……”接着列举了习酒集团老总的自杀，金华百货老总的被捕、郑州亚细亚总裁的下台，南德集团牟其中的受困。当然还能列出许多，比如红塔集团褚时健的没落，巨人集团史玉柱的挣扎，等等。所有这些人物的内幕故事，都以招摇的标题在报刊摊上抢眼。我的思绪进入炒作题材的幕后空间。被我多年来打扫干净的与个人兴衰无关的忧患感向我袭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到达了一个边界？作为近几年经济增长动力的体制改革和经济自由的资源是否接近枯竭？那些在新旧体制交替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著名企业家出了什么问题？我国经济增长的障碍，是否已从体制障碍转向了企业家的人格障碍？

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留在飞机上，一直追随我，逼迫我，让我深入思考。

许多著名企业家坠马落鞍，固然与他们的生存环境不佳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自身有病。常见病和多发病有：霸王症、运动症、妄想症和欺诳证。有人曾说，上帝要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

一、霸王症。当友人告诉我，原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落马后仰天长叹：我过去做大事霸气不足，做小事匪气不够，所以才有今天。我就知道，他患的是霸王症。他的叹息与当年楚霸王的叹息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之时仰天长叹：“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受到太史公司马迁的耻笑，说他背叛主子，篡位自立，众叛亲离，以战功傲视环宇，用自己的小聪明，不用治国的大道理，想马背上治天下，结果五年之内国灭身死，而且死不悔悟，说天要亡他。

所有的霸王都不知道，天亡自亡者。

企业界著名的霸王是大邱庄的禹作敏，他是他的王国里的暴君，甚至私设公堂，逼出人命。我还认识一个霸王，他是一个巨型财团的老板，他和他的一个副手开玩笑打赌，看谁先学会开车。霸王总是自以为在任何方面都是自己最高明，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当他自己学车学出车祸来时，看见和他打赌的人开着自己的车上班，他的心脏肯定酸成了一枚杏子。两天以后，一页公文下来：“中心领导不许自己开车，尤其不许无证驾车，违者必究。”不久，二人决裂。

有趣的是，许多企业界的霸王都在有意无意地摹仿毛泽东。你注意看看南德公司老板牟其中的发型，假如你蓦然一瞥，把他看成了毛泽东，那正是他追求的效果。有些大公司把子公司设计成“八大军区”，把干部调整说成是“八大军区调动”；有的把营销攻势搞成“三大战役”；还有的人，比如君安证券公司的老板张国庆，久居深宫，故意制造神秘感。

对霸王症的诊断极其简单，如果一个公司里马屁熏天，鸦雀无声，人人目光不能平视，要么俯视，要么仰视，稍有能耐的人都在查阅电话簿，悄悄联系新的用人单位，则可以肯定这家公司的老板患了霸王症。

二、运动症。运动症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病症，它起源于阶级斗争年代。运动症的第一个表现是在企业里搞路线斗争，这容易发生在非私有的企业里。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创始人是王歧山，由于非经营的原因被迫离开。他的继任者是他培养起来的，学生上台后大搞拨乱反正，清洗前任的得力干部，凡想要想保住职位的，就要和前任划清界线，并要表示效忠。1993年，他出了一本讲演集，他的副手尹蓝天作序，把他描绘成“我们三军的统帅，我们舰队的司令”。尹副总曾经是思想界的一支妙笔，他的花生在此处，颇有讽刺意味。

运动症的第二个表现是热衷于清洗。不一定扫除前任的“臣下”才是清洗，有清洗癖的公司老总还自我清洗。在君安证券公司，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中高级管理干部都年轻得让人羡慕，成为它让外界人十分钦佩的一项业绩。外人不知道，这正是不断地内部清洗带来的结果。老总张国庆的不自信使他不允许任何人安于自己的职位，特别是职位靠近他的人。我有个朋友，是他的总裁办主任，对他既尊重又崇拜。后来，我的朋友被派到北京作副总，情绪很低沉。一打听，才知道，张国庆最近突然很看不惯我的朋友，大会批，小会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犯了天颜。

“你在公司，是否很得人心？”我问。

“你怎么知道？不久前的一次民意测验，我得票最多，超过张总。”

我怎么不知道？在非选举的权威结构中，任何在威望上接近第一把手的人，都会遭到清洗。这可以称为我个人发明的吴氏定理。

运动症的第三个表现是大放卫星和搞群众运动。巨人集团挣了几千万，就要盖亚洲第一高楼；习酒集团刚过了几天好日子，就要搞百里名酒城；南德公司更是卫星上天，信誉落地。而三株，则把他们的广告搞得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和今天的“计划生育是国策”一样，刷到每个村庄；至于秦池，则像一个企业界的造反派，一夜之间成了标王。

三、妄想症。1996年春节后，我去深圳讲课，一个朋友给我看新出的《南德视界》，头版头条登着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的新年讲话。他说，几年内，南德公司要成为世界前五强，要有20家证券公司，5家银行，等等。当时，由于英国霸菱银行被它的证券业务搞垮，老资格的英国洛希尔银行关闭了它仅有的一家证券公司，我不知道老牟要20家证券公司干什么。

在场的几个朋友都摇头，哑然失笑。其中一个朋友说：“上帝要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除了疯狂，我们确实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当下的感受。这是我国企业患的典型妄想症。此症状的特点是完全不管需要和可能，提出一个根本不能实现的目标，把理想变成梦呓。

四、欺诳症。去年，我的一个朋友约我喝茶，他是一个颇有实力的公司的老总。茶过三杯，他问我用3000万元买下巨人集团的销售公司怎么样，用来经销巨人的保健品和本公司的药品。我说不可。当时，巨人集团正在变成侏儒，对掉到水里的人，你千万别成为他的稻草。

半年后，我又见到他，他形容憔悴，唉声叹气。巨人集团骗走他1500万元。双方商量好分两期支付款项，第一期款到位后，办理公司移交手续。朋友打出钱后，对方经销公司说不知有此事。

按理说，欺诳，是小摊小贩的生财之道，是大企业的灭亡之路。信誉，对小摊贩来说是成本，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讲信誉会减少收益；对大公司来说，是资本，能带来长期利益。可偏偏中国的许多大公司把自己有意无意地搞成了骗子集团。我有个朋友做猎头公司，主要为外国大公司服务，在其服务的客户中，也有一家一再拖欠服务费，最后把猎头公司介绍的人炒掉，以达到不付费的目的，像这样的公司怎么可能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呢？他们的企业不可能有牢固的根基，企业的灭亡只是迟早的事。

人与体制的关系，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人设立了体制，体制也生产人。人格可以体制化，体制也可以人格化，旧体制对企业家人格影响不可低估

现在在企业界唱主角的人，大多是在旧体制下出生、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旧体制的许多东西，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记忆，心理积淀和行为模式。不少人，并非真正不喜欢旧体制，他只是不喜欢自己在旧体制中的社会位置。旧体制的特点是，少数人，在体制上层的少数人风光；多数人，在体制底层的多数人不风光。体制改革给不少旧体制下层的人提供了风光的机会，但他们迷恋的并非新风光，而是旧风光，被旧体制上层曾经剥夺的风光；被崇拜，全能感，享受权力的快感，和人上人的眩晕。

体制改革虽然已经接近完成，旧产权制度的最后一部分正在雪融，金融体制的大部分已被触动。旧体制的藩篱已经拆除，人们已经相当彻底地被推向市场，我们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新体制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在市场上活动的企业家的人格状况。经济人生产出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人生产出非市场经济体制，我担心的正是我国的企业家没有完成从政治人格到经济人格的转变。旧体制对人格的积淀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官本位体制积淀成官本位思想

旧体制的一般等价物是官位。和尚有处级和科级，教师有股级和副股级，什么级都没有的是芸芸众生。这种官位崇拜，已经变成旧体制的遗产，使不少人身在商海心在官，商而优则仕。我认识一个山东的小职员，在旧体制下一直不能升迁，他提出了第二条用人体系（即升官之道），通过市场来提拔自己。他先在省科委下面挂了个处级公司，自己当主任，成了处级；后又转投省经委、挂了个厅级公司，他任主任，成了厅级干部和省委委员；后又要组建部级公司，没有如愿。这样的公司，当然不是市场秩序的缔造者，不是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官位，成了旧体制下小职员的旧情人，虽然和市场结了婚，还是一有机会，她还会眷恋旧情和她的小职员陈仓暗度，再续前缘。

2、领袖崇拜积淀成领袖瘾

领袖，是旧体制的名优产品。对领袖崇拜成了那个时代经久不衰的消费热潮。我并不是说所有崇拜领袖的人都有当领袖的欲望，但领袖的示范效应确实激发了一些人当领袖的渴望。不少共同创业的“哥们”最终分手，企业垮台，有利益分配上的原因，也有别的原因，比如一个企业不能同时满足几个哥们的领袖欲。

确实有一些公司老总像吸毒一样，要求他的下属不断让他过足领袖瘾。有的公司仿照宫廷仪式迎送老总。有的长期雇佣巫婆巫汉，装神弄鬼地向他发布上天意旨：他正在迈向这个国家的权力顶峰。有个狂人当面向我表示：当不上总理，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

3、左倾空想积淀成经营上的妄想癖

旧体制产生于某种空想，同时又一再复制并强化空想。通过几年跃进进入共产主义，十年赶英超美，空想一个接着一个。牟其中的几年内进入世界企业前五强，完全是赶英超美模式的翻版。其他各种空想版本举不胜举，巨人集团的亚洲第一塔，习酒公司的百里名酒城。还有个著名电器公司的老总，早几年瞧着松下就不舒服，对我说要超过它，为民族工业争光。几年过去了，不知近况如何。为了赞助他的雄心，我特地选购了他公司的两台柜式空调，不是今天不制冷，就是明天冷不制，犹如我们某些企业家的头脑。

4、斗争哲学积淀成嗜赌症

斗争哲学可以造成许多社会心理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嗜赌。斗争哲学在和平年代和旧体制下，主要表现为政治较量和官场斗争，官场斗争有两种主要哲学：妓女哲学与赌徒哲学。前一种哲学用于保官，后一种哲学用于争权。小官要想坐直升飞机，就要下准赌注。“文革”中站队，就是一种赌博。一般来说，赌性与官位大小和公司规模成反比。而我们的公司无论大小都赌性十足，把投资变成押宝。巨人集团押保健品，遭挫的秦池押汽油助燃剂；而押房地产，更是普遍，大家都知道，赌博是零和博弈，不是生产行为，它对税收可能有贡献，对增长无裨益。

不要以为体制改革完成就万事大吉，旧体制的精髓部分还在人格中。

经济增长的主要承担者是企业，企业长不大，经济增长就不能持续。如果不能有效清除企业家的人格障碍，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多重掣肘

中国能否实现“世纪飞跃”，能否成为经济强国，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中国企业家的努力。企业长不大，经济增长就不能持续。而企业要成为真正的巨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盆景企业

由于人格问题，我们国家的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有长不大的。有如盆景中的小老树。如果说，好的企业家是企业的人格化，那么，好的企业，就是人格的企业化。有多大人格，办多大企业，参天大树不可能长在瓦钵里，空间不足，水份不足，养料不足。如果我们的企业家的人格只是一只瓦盆，你就不能指望我们能有经济增长的茂密森林。

让企业家人格变小的主要是领袖瘾和霸王症。霸王症的主要特征是提前当“皇帝”，江山还没有打下来，皇帝的威福先作上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如此，大邱庄的禹作敏如此，其它许多我不愿提名的企业老总也程度不同地如此。沈太福在他的鼎盛时期，他霸道到什么人的意见都听不进，什么权威部门都敢蔑视。

霸王总是当不长的，结果毁了自己，也毁了公司，最终毁了经济增长。

2、杀鸡取卵

旧体制下是政府杀鸡取卵，不养企业，一有赢利，统统拿走。现在是企业杀鸡取卵，宰消费者，取他的钱包之卵。过去政府杀企业，如今企业杀消费者。政府杀企业的刀子是权力，企业杀消费者的刀子是广告。有的企业家甚至相信有广告能卖掉垃圾。

秦池老总曾经为他的广告战略辩护说，你今天开一辆桑塔纳进电视台，明天就能开出一辆奔驰。他没有说明，谁付款？当然是消费者。这种广告崇拜的背后，还是赌徒心理：我不在乎产品是否卖得长，我只在乎是否卖得广，12亿人，一半人买了，一人挣一块钱，就是6亿元。那时，产品毁了，钱挣了，再干别的。他不懂得，你不养消费者，消费者也不养你。

如此搞一个“名牌”，毁一个“名牌”，经济如何增长？

3、官场情结

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国企业界的官场情结不解，企业的发展就难以摆脱畸形。这当然不能把它和实业家参政意识的增强混为一谈。参政不等于做官，这是第一；第二，参政是为了让政府为企业服务，做官则是让企业为政府服务；第三，参政是要实现现代政治结构，做官则是维护传统政治结构，传统的官能给做它的人带来更大的威权，想做官的企业家，关心的不是企业能有多长远的发展，关心的是如何将企业的物质资源转换成自己的官场资源，假如他升迁后企业衰败下去，他不仅不会难过，可能还会高兴，实践证明了他是多么不可缺少。

4、非理性决策

对企业发展消极影响最大的还是企业家的非理性决策。企业的理性决策指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决策，这里包括对市场前景的合理预期。在白酒消费量大幅度下降时，秦池要花3亿多元争夺标王；在vcd市场接近饱和时，许多企业还要一窝蜂地在这个狭窄地带上展开激战；在保健品市场疲态毕现时，巨人公司还要挥师北上，在保健品上投入巨资；在沿长江货运不足时，无数的码头还要一轰而上，中下游的某些地方，不到1公里就有一座码头……所有这些，都必然造成企业的衰败，产品积压，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人为地经济萧条。

体制改革得越彻底，对人的束缚越少，经济增长就越取决于在市场上自由活动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取决于他们企业人格化的程度。

衡量社会变迁，有许多种指标，其中之一是人格理想的改变。古希腊时代，直接民主政治搞得火热，最高人格理想是“政治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政治动物，人天生就是搞政治的，人与其它动物的主要区别，就是人会参与政治生活。在中国古代，最高人格理想是君子，君子通过读书才能达到，做官也要通过读书和科举。“读书人”成了那个时代的理想人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近一百年来，救国救亡，使“革命家”代替读书人成了人格典范，即使在战争结束后，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革命家仍然是理想人格，好斗，成了最受赞美的人性，社会教育的目的，是想把全社会都培养成“斗争人”，青年是造反派和红卫兵，少年是先锋队和红小兵。我上小学时，就是“专灭妖风造反队”的队长。

斗争人是政治人的一个特殊类型，是好斗的政治人。在旧体制下，快速升迁的不是会生产利润的人，而是会搞人、会整人的人。拨乱反正以来，我国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中心可以转变，但人格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人格一旦被塑造，就如同设备已经投资，设备更新是非常困难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市场经济，在人格上要实现从政治人向经济人的转变。我们上述论列的旧体制给企业家造成的人格缺陷，都是政治型人格的缺陷，旧时的政治人生活在这个经济时代，犹如恐龙生活在当代世界，完全不合时宜。

政治人用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经济人以利润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政治人要的是政治热情，经济人少不了有限理性；政治人，特别是非选票的政治人，崇尚谋略和幕后行为。经济人，选择博弈和公开行为；政治人，旧体制下的政治人，以发动群众破坏规则为斗争的主要手段。经济人，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以遵守规则为企业的主要行为；丧失理性，可能为政治人带来无限利益，如希特勒，因为人们的政治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发泄；丧失理性，只能给经济人带来无尽灾难，原因是人们在购买消费时总是小心翼翼的……

政治人格和经济人格的树立说明，只要政治型人格不能转变为经济型人格，我国企业就难以到国际市场上竞争，我国经济就不会有长期持续的增长，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就不能短期内完善。要实现这个转变，除了企业家人格的自我完善之外，社会舆论也要帮忙，尤其是我国的教育制度要相应改革，要彻底改变按政治人的要求来培养人的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