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保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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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制度是我国渔业保险制度的理性选择

2014-01-10 16:00:51  来源:渔保协会  阅读:
王朝华
  我国渔业保险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成长,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了渔业互助保险这种模式,并探索建立“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成功走出了一条渔业风险保障的路径。“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是指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协会运作、互助共济、财政补贴支持、渔民广泛参与的制度安排,旨在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渔区社会稳定。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渔业产业政策,在“现代渔业、平安渔业、和谐渔业”的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金融保险制度和农村保障制度的完善。

因此,有必要对渔业互助保险和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进行深入分析,让更多的人感知和认知渔业互助保险模式和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发展路径,使渔业互助保障事业不断发展完善。

一、渔业互助保险的特性和优势

互助保险是保险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互助保险不仅是保险的起源并贯穿于保险史的全过程,而且在农业保险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渔业保险领域,渔业互助保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与商业保险不同的特性和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服务目的看,保险的本质是一种互助行为,商业保险的互助是其间接后果而不是直接目的,而渔业互助保险的互助则是直接目的,渔业互助保险更契合保险的本质。

从服务对象看,保险的互助范围以全社会公众为对象,而渔业互助保险的互助范围则是以其互助团体内部成员为限,是渔民自己的保险组织。

从服务性质看,保险是按照商品经济原则,以盈利为目的而经营的商业保险行为,而渔业互助保险则是以共济为目的的非商业活动。渔业互助保险可以为渔民、渔业提供保险公司所不开展的服务,如南沙涉外互助保险;港澳流动渔民、渔船互助保险;积极参与防灾减灾工作、承办渔民安全技能培训及为渔船安全设备配备予以补贴;对渔民海难救助给予补助支持;为会员提供生产性急需的小额贷款等公益性服务等,更能贴近渔业和渔民实际需要。

从风险责任看,渔业互助保险保费结余全部用于风险准备金的储备和事业发展基金,一旦出现亏损由参保者共同承担,从这个角度讲,相对于保险公司,互助保险的“风险”有限。

从专业优势看,渔业互助保险依托港监、船检等部门的行政管理及技术支撑,与渔业安全工作紧密结合,将服务渔民的网络窗口前移到第一线(渔港码头),对海损事故可以快速、准确定损理赔,这是渔业互保组织的独特优势。

二、渔业互助保险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和重要使命

农业部牛盾副部长在09年到协会检查工作时明确指出:渔业互保协会是农业部的一个重要组织,渔业互保协会的工作是国家保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渔业互保协会事业的发展,也是我们国家现代渔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三农”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渔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社会稳定器和政府好帮手的作用,也是渔业系统职能的一个完善。

渔业互助保险作为保险制度的一种重要组织模式,成立18年来,充分发挥行业风险管理功能,为增强渔业防灾抗灾能力,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渔业互助保险组织承担了行业稳定发展的社会责任。我国渔船航行作业在祖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开展正常的生产作业就是对国家主权——海洋领土、海洋权益、海洋资源的维护。为赴南沙生产作业的渔民渔船提供风险保障,体现了渔业互助保险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捍卫国家主权的政治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现代保险制度作为现代渔业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服务“现代渔业、和谐渔业、平安渔业”建设的重要使命。渔业互助保险组织也有责任在建立风险防范体系、支持渔业经济发展、促进现代渔业建设方面完成好行业发展赋予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事业发展的保障重任。

三、渔业互助保险和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既是一种事实的存在,也是一个存在的哲学

我国渔业互助保险和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顺应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要求出现在不同时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18年来,渔业互助保险业务规模从小到大,保障范围由少到多,服务区域由沿海扩展至内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取得了农业保险领域内令人瞩目的成绩,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广大渔民的拥护,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其模式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渔业的生产实际,是我国农业保险保障制度的创新举措。

渔业互助保险和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的存在,更是一个存在的哲学。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指出“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即“存在即合理”,合理的事情一定会成为现实;现实的也就是合理的。渔业互助保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种合理的存在,符合渔业保险发展的要求、特点和规律。

一是渔业互助保险和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的开展解决了渔业保险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契约失灵的问题。渔业保险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在竞争市场上不容易成交,存在“市场失灵”。若由政府兴办渔业保险,由于政府部门之间缺乏竞争、政府的自我扩张倾向,权利寻租和缺乏监管等问题,极易造成效率低下,产生“政府失灵”。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是互补关系(美国的经济学家伯顿·维斯布罗德研究提出),作为非营利社会组织的渔业互保协会恰恰可以弥补政府未能充分提供渔业保险这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不足。此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仅仅依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契约难以防止生产者坑害消费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即汉斯曼所说的“契约失灵”现象,渔业互助保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自然就解决了“契约失灵”。

二是渔业互保协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符合公共行政要求和公共服务要求。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的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在《行政法发展的五大趋势》一文中也讲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国家正在向法治国家转变,全能政府正让位于有限政府,过去许多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正越来越多地转由社会通过各种行业协会、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依法管理。这些行业协会、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与一般民事活动不同,而与行政活动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不应由民法调整,而应由行政法调整。”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种力量实现基本均衡的社会,在社会发展中,三足鼎立有助于形成和谐、稳定和持续的发展格局。

三是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的开展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是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与责任在渔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体现。渔业互助保险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职能在渔业保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渔业保险可以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优势,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道德风险,特别是渔业系统有一支强大的行政执法、技术服务、科学研究和专业协会队伍,是渔业互助保险开展工作的强有力支撑。渔业保险脱离了渔业行政管理和专业化队伍的支持,是无法生存的。渔业互助保险和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工作的开展,也使得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渔业保险工作纳入渔船安全管理的各个环节,延伸了渔业服务领域,有利于安全生产的管理和建设长效机制,使农业部渔业工作、渔业系统的职能进一步完善。

四是建立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制度也是发展混合经济的现实需要。“混合经济”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称之为“20世纪最宝贵遗产”,这个概念体现在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上,一是指社会管理的共同化,即政府、企业、新社会组织、公民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的新格局;二是指服务队伍的合成化,即服务队伍中既有渔政、港监、船检、技术推广、科研院校,又有行业协会、专家学者、渔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三是指保费来源的多元化,即渔民个人、投资人投资、政府财政补贴和社会捐赠的多渠道的保费资金来源;四是指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混合化,即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保险和金融混业经营的格局。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充分发挥了社会化协作的作用,在多个层面、多种形式上实现了优势互补。

五是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更需要加强风险保障,亟需消除风险保障的“边缘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步入了“风险社会”,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凸现,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品性。在“工业化”和“社会化”环境下,社会越发达,也越脆弱,特别是极端自然灾害越来越没有规律,覆盖面越来越大,破坏力越来越强,往往造成巨大的灾难。因此,现代社会更需要加强风险保障,消除风险保障的“边缘区”,建立覆盖全社会的风险保障体系,提高整个社会的风险承载能力,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四、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符合我国现代渔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理解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关键是把握其发展逻辑。伴随发端于农村的改革开放大潮,我国渔业在大农业中率先走向市场,走出国门、放开价格,在改革中探索创新,在改革中快速发展,渔业由改革开放前的一个“副业”迅速发展为农业农村经济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产业,渔业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功。然而,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发展的全部,渔业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渔业所有的问题,经济的发展最终只有落实到人自身的权益保障与发展幸福上才是有意义的,渔业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贫富差距加大、分配不公、渔民缺乏社会保障、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对话、博弈机制等等的问题,在渔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推进社会领域的渔业建设,还要注重对渔民弱势群体的尊重和保护,需要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制度通过稳定渔业收入预期减小了渔民贫富差距,通过组织的建设畅通了利益表达、对话的渠道,通过互助共济的精神唤起了渔民的合作热情和社会责任,作为渔业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也保护了渔民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渔业全面发展的一部分,符合我国渔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理论和实践证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协会运作,互助共济,财政补贴支持,渔民广泛参与”的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模式是理性和合理的,为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树立了具有特殊贡献的典型范例。诚然,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但世上没有十全十美,而只有缺陷相对较少,最不坏的应该就是最好的。

有学者讲,“历史没有定律而只有模式。在历史的进程中,模式具有定律的力量”。还有学者讲,“没有人类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历史规律不可能自动展现。人类历史是活动规律,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呈现出规律性;没有人类追求种种目的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也就谈不上有客观的历史规律”。同样,在中国渔业保险的发展历史中,也没有定律,只有渔业互助保险和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模式的存在,而这种模式在我国渔业保险的发展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的渔业保险来说,渔业互助保险和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的模式应该说是最不坏的选择,也是我国渔业保险发展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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